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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適談佛學(簡體)
胡適的佛學研究幾乎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從1922年到1961年。這在學術興趣轉換頻繁的胡適而言,是很少有的。這些著述,以“懷疑”為前提,以“考證”為手段,推出了許多新鮮大膽的結論。但最被學術界所公認的,也是胡適自己頗為自許的,那就是以關于神會和尚的史料的發現為核心的禪宗研究。這也為他帶來很大的國際影響,而且直至今日也還受到相當的重視。所以《胡適談佛學》的選目自然也偏重于此。
《中古思想史》作于1932年,其中關于中國佛教思想史的敘述脈絡清晰,可以看作胡適中國佛教史觀的基本思路。《中國禪學的發展》《楞伽宗考》是胡適禪宗理論的兩篇代表作,其基本觀點和主要論證都在其中有著充分的闡發。《禪宗在中國》則是胡適晚年的一篇講話,它通過對日人鈴木大拙觀點的批評,再次梳理和完整闡述了胡適的禪學理論。在眾多的佛家經典中,《四十二章經》的地位尤其突出。相傳漢明帝感夢遣使西行求法,使者在大月氏抄寫了佛經四十二章。所以,佛教史上通常把它作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。胡適對它的考證自然是應有之義。至于其他三篇考證,很可以顯出胡適在考據學上的用力和大膽的結論。說到禪宗,達摩和神會的傳記自然是不得不看的。胡適的有些結論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,比如他認為,“我們剔除神話,考證史料,不能不承認達摩是一個歷史人物,但他的事跡遠不如傳說那麼重要”。“南宗的急先鋒,北宗的毀滅者,新禪學的建立者,《壇經》的作者——這是我們的神會。在中國佛教史上,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勛,永久的影響。”
佛教與文學是一對分不開的朋友,其間的互相影響很有意思。這方面的文字雖然胡適用力不多,但讀來還是頗有啟發。至于“雜記”部分的內容,具體而微,也算是幾片思想的火花,閑暇看去,自有會心之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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